中央要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用足用好澳门自由港的有利因素”，但澳门现状却是“‘自由港’无港口”。据此，陈利浩建议借鉴澳门大学模式，在珠海高栏港规划建设“澳门新港”，并在“深合区”内配置、吸引相应的航运、经贸、结算产业及体系，逐步把“澳门+深合区”建设成为国际航运、贸易、商业、金融中心。《财新网》“观点”栏目9月8日刊发。
粤澳深度合作 “澳门新港”建设是关键
作者 | 陈利浩
九三学社中央促进技术创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政协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发布，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件大事。《总体方案》中要求“用足用好澳门自由港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有利因素”、“充分发挥澳门对接葡语国家的窗口作用”，但澳门的现状却是“‘自由港’无港口”，导致“‘窗口’无窗户”。笔者建议：借助珠海高栏港的港口资源，发挥澳门“自由港”，即WTO成员单位、独立关税区的资质优势，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深合区”）配置货物贸易、远洋运输、国际结算及相关的产业、企业和机构，建设以“澳门新港”为主体的远洋运输、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中心。澳门在历史上曾是远东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十六、十七世纪的澳门，作为联结着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海上丝路贸易大循环枢纽，转口贸易盛况一时无比，葡萄牙人就是乘船而来。当时的澳门，在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中都起着特殊的作用。但随着海上运输从帆船时代进入轮船时代，集装箱运输方式异军突起，深水港成为口岸标配、刚需，多年来澳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标准箱）都降为个位数（内地的一些“内河港”都达百万箱），从统计角度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位于南海之滨的澳门已成为航运视角下的“内陆城市”。 没有深水港使得贸易优势衰落、通商功能退化，葡萄牙才尝试在澳门开设被中国内地一贯禁止的赌场。从1847年博彩行业合法化始至1860年止，澳门地区就建设了2000多家各种类型的赌场。随着清朝国力的日益衰败，1887年葡萄牙强迫清朝签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名义上继续租用澳门，其实拥有了澳门地区的管理权，博彩行业在澳门蓬勃发展，逐步成为了澳门的支柱产业。澳门回归后，随着赌牌数量的增加，博彩业的发展势头更盛。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持续推动澳门的适度多元化，习近平主席多次要求“横琴要为澳门适度多元化服务”。但是，澳门港口资源的缺失又制约了通商功能，WTO成员资质的经贸优势都无从发挥，服务业、金融业等都较少应用场景的支撑。而澳门的基础和特点又较难发展科技产业和其他实业。近年来，因与博彩业具备互动效应，会展业在澳门的发展势头良好，这本是“服务贸易”的机遇，但因缺少深水港、没有相应的“货物贸易”支撑，效果也不如人意。相比其他产业竞争优势的逐渐丧失，博彩业则一枝独秀，博彩业以外的人才流失严重，更形成了澳门人才、产业结构单一的现状。与澳门从历史上繁荣一时的贸易口岸到如今以博彩业为支柱产业的原因一样，澳门适度多元化效果一直不明显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深水港这一“源头活水”。建设“深合区”，在推动澳门适度多元化、开辟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窗口、探索和国际接轨制度融合、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所有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深水港资源。如前所述，澳门“适度多元化”成效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港口资源。当今世界上80%的货物都依靠水路运输，深水港口是经贸中心的刚需和必备。如果通过“深合区”赋予澳门深水港资源，则澳门WTO独立成员席位、独立关税区地位、面向欧盟和葡语系国家（总人口约2.5亿）的经贸便利等优势都将得到挖掘，与澳门会展业相关的服务贸易优势也会得到进一步发挥，从而带动海运业、进出口业、服务贸易业、金融服务业等的发展，恢复“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雄风，吸引其他相关产业，改变博彩业“一枝独秀”的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40多年，香港是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起着连接世界的桥头堡、纽带的作用，如内地出口货物一度曾有近半经由香港转口，内地外商投资增量的三分之二都经由香港。所有这些，主要依赖于香港作为航运、贸易、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基础就是香港的“深水良港”。新时代改革开放需要开辟新的窗口，澳门应是不二选择。而要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必须具备以深水良港为基础的航运、贸易、金融等功能。要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澳门，理应被赋予港口资源、变“内陆城市”为“海洋城市”。《总体方案》要求深合区“逐步构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接轨国际的制度体系”， “建立与澳门衔接、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制度”，意味着中国商事、民事等法律、制度和国际相衔接，这是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进行的制度融合的探索、创新，是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但是，和某一国家的商事、民事制度接轨，前提是和该国的商业往来实务、民事应用场景，这种实务、场景不可能在封闭环境下发生，而要在一个以深水港口为基础、与该国具备通航条件的环境里实现。因此，赋予澳门以港口资源，也是“深合区”建设的制度融合、创新之必需。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内地很多港口的吞吐量都已经大大增加，如上海港已成为世界吞吐量第一大港。因此，香港的补充、替代等，可以由内地的港口实现，不需要赋予澳门以港口功能。这种观点，忽视了澳门WTO独立成员、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随着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中国已经、并可能越来越多地遭到反倾销、反补贴、配额等不公正待遇，而通过独立的WTO成员区、独立关税区的“转口”贸易，是规避这些不公正待遇的最有效方式。香港的进出口贸易中95%以上都是“转口”贸易，但从去年开始美国已暂停给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出口许可豁免等一系列优惠待遇，不排除美国的盟国、欧盟等仿效的可能。澳门WTO独立成员、独立关税区所带来的转口贸易的功能，是内地任何港口都不能替代的。因此，通过赋予深水港资源、以恢复澳门的“转口贸易港”功能，不但是“深合区”建设之必需，更是中国“双循环战略”的关键步骤。珠海高栏港区拥有珠江口西岸唯一的深水建港条件。港池面积88平方公里，自然水深8到10米，可利用自然岸线70多公里，可建设1万—25万吨码头100多个，设计年货物吞吐量2亿吨。最南端泊位距离国际主航道仅1海里，具备最便捷的国际通航条件。高栏港规划可建港岸线69.6公里，可开发总面积380平方公里，尚有一半土地及海岸线未开发，已开发部分也有近20%的空余。2009年，为了解决澳门无土地资源、不能满足澳门大学发展的困扰，中央批准澳门大学在横琴建设建设新校区，占地1500亩，并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新校区内实施澳门法律和行政体系。借鉴这一创新思路，针对澳门没有深水港这一制约多元化和整体发展的瓶颈，建议在高栏港规划布局“澳门新港”：首先在已建成的区域调整部分泊位和仓储用地作为“澳门新港”的起步，然后在待开发的岸线开辟专区、建设“澳门新港”主港区，按照“境内关外”的方式管理，或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澳门新港”内实施澳门法律和行政体系。四、业务支撑深度合作：配置和吸引航运、经贸、结算产业及体系在高栏港规划建设“澳门新港”，为澳门港口资源提供了“硬件”。但是，澳门因缺乏深水港而导致的进出口贸易业、航运业以及相应金融服务业的萎靡、衰退已经有100多年，产业、人才、配套体系等基本都属于空白，光给一个“深水港”，还是利用不起来。因此，除了规划、建设澳门新港的“硬件”，还必须配备相应的“软件”。建议在“深合区”内配置、吸引相应的航运、经贸、结算产业，引进和培养人才，完善体系：1、推动和鼓励航运“央企”（如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等）入驻“深合区”，吸引港资、外资航运企业进驻“深合区”，由“深合区”和澳门公司组建航运企业，逐步形成、壮大“澳门新港”的运力。2、推动和鼓励外贸央企入驻“深合区”，并将其一定比例的外贸业务（特别是面向葡语系国家和地区的业务）由“澳门新港”承接（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1-12月中国与葡语国家进出口商品总值1451.85亿美元），继而吸引民营、外资的外贸企业进驻“深合区”。3、推动和鼓励各类商业银行把与上述航运、外贸业务相关的结算功能配置在“深合区”。对“深合区”内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支撑“澳门新港”的业务，视同“境外金融业务”，以此为基础，探索“深合区”金融管理体制（外汇管理机制、人民币跨境结算等）“一地两制”、“一行两制”的全新管理模式，培育“深合区”金融中心功能。4、对于入驻“深合区”的航运、外贸、金融、服务企业，不论其所有制性质（是否央企、国企）、企业性质（总公司或子公司）等，都允许享受“深合区”的“双十五”（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均为15%）税率，并在土地、电费等方面给以适当的优惠、补贴。在“金海大桥”通车后，横琴距离高栏港仅需十分钟车程，且“公铁两通”，交通便利。《总体方案》发布，意味着横琴106平方公里的土地进入了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深合区”的建设要尽快取得实际进展。此时更有必要清醒地分析：粤、澳两地的哪些有利因素，是之前没有被用足、用好的？哪些独特优势，是可以在“深合区”的体制下被挖掘、被发挥的？按照中央的“点题”，澳门WTO成员的席位和资质、面向欧盟特别是葡语系国家的经贸优势、与之高度依存的服务贸易优势，由于没有深水港而被制约，“自由港无港口”，是最明显的“短板”，也是最独特的优势。用设立在“深合区”的航运、外贸、服务业和金融结算体系，支撑在高栏港规划建设的、按照“境内关外”方式管理的“澳门新港”，充分利用澳门WTO独立席位、独立关税区的特有资质，发挥澳门面向欧盟及葡语系国家的经贸优势，逐步把“澳门+深合区”建设成为国际航运、贸易、商业、金融中心，推动澳门适度多元化，带动珠海、珠江口西岸的发展，开辟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窗口，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融合和创新，这就是“深合区”建设的机遇和使命。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国家级战略举措，应由中央政府主导、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