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我国人工智能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数据互联各自为政、数据互通不足、数据孤岛等现象仍然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和现象？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哪些瓶颈和制约？

个人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革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应用信息技术的前提，是尊重和信仰科学技术，不能光把它看成“手段”：对胃口就用，不对胃口就不用。要创新理念和模式，去解决那些传统方式下较难解决的深层次难题，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愈加重视科技支撑。在智能科技的应用和发展上，您希望政府从哪些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 

陈利浩：疫情之中及之后，我建议高度重视和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作用。在依法确保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建议把每一名公民的实名手机作为他的个人健康终端，由手机自动检测或者人工录入求医问诊记录等健康信息，把全国人民的手机健康终端进行联网。在该系统中，严格界定个人健康隐私和涉及疫情线索等特定情形的公共卫生信息，制定最为严格的访问、使用规则，确保只有涉及到公共卫生事件特定线索时，才会被依法依规有限使用，从而使任何疫情线索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反馈、被处理。这对于提高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其他事件的能力，实现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于信息科技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一是辅助决策。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日常审批工作，主要是对照相应法规对申请者按规定格式提交的信息加以评判。建议设计人工智能的“审批助手”，深度学习、掌握相关法规，并逐步提高申请信息的数字化程度，从而由“审批助手”循序渐进、高效优质地代替越来越多的日常甄别、审批工作。进一步，建议设计 “人工智能决策助理”，让这个“助理”学习与决策相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历史案例等，了解从多源的社会数据抽取、分析得到的“社情民意”、“最大共识”，从而让它成为一个“不断学习、时刻更新、无一遗漏、永不疲倦、高度稳定”的决策助理，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这样，就能把高效决策和超强执行的显著优势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相结合，既能保证决策和执行的效率，又能实现必要的制约和制衡，充分发挥制度效能。

二是广集民意。改革、发展的深入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多元、社会阶层多样、利益诉求复杂，倾听、收集各个阶层人民群众的意愿成为治理刚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实名制后的移动互联网，为广泛征集民意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可以按照预设的分类把要商量的内容精准发放到涉及群众的手机上；参加商量的群众可以用手机发表意见、参加表决；可以由后台程序对群众发表的意见分类汇总、统计分析，必要时再度征求意见，做到“无一遗漏”；可以通过手机反馈商量结果、实施跟踪等。

三是传递信任。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但也存在着局部的某些政务数据被误读、引起争议的情况：公布一段视频，会有人质疑“动过手脚”；明确“临时工”身份，也会招来“顶包”的吐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区块链集体学习会上要求，“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建议按照这一要求，把易被误读的政务数据“上链”：政府部门存放这些数据本身，而把这些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经过认证的“第三方”，政务数据的真实、可信，可以通过第三方所存放的“数字指纹”来验证、保证，用技术手段杜绝了责难，确保和传递了信任。

四是信息对称。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都对信息对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委托代理机制”，而委托代理机制的困境之一在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授权、考核、监督、激励和约束，都需要充分、完备的信息。随着国企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统一、实时已经得到保证，只要充分利用区块链等可信技术，设计有效的外部监管接口，在适当的分布式机制下把企业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监管部门，通过可验证的“不可篡改性”来保证可信任，就可以保证股东和公司、监管层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大大推进改革进度。其他如自然垄断等行业的改革也都可以依照这个思路。

以上只是信息科技用于社会治理的几个例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始终遵循这一“人民主体”的原则，我们一定能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越来越善的作用。